今年９月２８日，是李振亚将军牺牲７５周年。李振亚，是我党我军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李振亚，也是一位侨眷将军，时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作者：李豫
李振亚（曾用名：李亚四、李荣、李崇、李伯崇、族名：李云绍），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广西藤县３４都永同村山塘，全村人同一族，全姓李，亦称李村。李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村，村庄背靠小娘山，村旁有三棵古老的大榕树，村前有一条北流河。李振亚生前告诉他的夫人王超（王春红，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队长）和战友李英敏，他父亲叫李先善，爷爷叫李启英。他小时候游过河，走七、八里山路到达金鸡镇。现今李村为广西藤县金鸡新民山塘村。
李振亚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随父母在地里干农活。８岁时，父母相继病逝，便跟祖父生活。祖父见他聪明伶俐，勒紧裤带供他读了二年私塾。李振亚的大姐嫁给金鸡镇德生堂药材店老板儿子黄达普为妻，因家里太穷，父母重病时向姐夫家借了钱，药材店老板向李振亚爷爷逼债，李振亚对夫人王超和战友们说，他从小就恨死了地主。
１９２３年，１５岁的李振亚只身离家外出打工。整天劳动所得仅够糊口，还经常受到老板的欺压。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７岁的李振亚在梧州参加了李明瑞部队，跟着李明瑞南征北战，浴血拼杀，勇护“虎将“征战。从此，开始了长达２０多年的军旅生涯。
李振亚，１７岁投军，４０岁牺牲，一生身经百战。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叶挺独立团并肩战斗，参加了泪罗江、汀四桥和贺胜桥的血战。参加过百色起义，任总指挥李明瑞的副官。参加过红七军转战七千里，参加过中央苏区红军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第一营营长，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首长的重任。参加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战斗。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斗和老鸦山、土城、通安州等战斗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嘉奖。
李振亚在李明瑞的部队里，因作战英勇，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９岁的李振亚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二期（此照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１９２９年，到南宁教导总队学习。李振亚工作积极，革命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经过严格考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了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张云逸的副官。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到百色筹划武装起义。警备第三大队主要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队长熊镐极其反动，受其新桂系军阀主子的密令，紧紧地跟踪第四大队。恰在这时，农军截获一份黄绍炫拍给熊镐的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笫四大队进行突然袭击。
在这紧急时刻，邓小平、张云逸等制定了将计就计歼灭第三大队的计划。李振亚以管后勤的副官身份，往来于第三大队营连之间的驻地，弄清了他们火力的部署，制成驻防图呈给张云逸。
１０月２８日，张云逸设下“鸿门宴”，以商谈防务之名宴请第三大队营以上军官。席间，擒获了熊镐，后枪毙了他。同一天，按照原定计划，第四大队一营和恩隆、思林、奉议等县农民自卫军共千余人分别解除驻平马、那坡的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一面锤头、镰刀红旗在百色城冉冉升起。
百色起义胜利后，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红七军主力在田州、那坡、果德一带肃清反动武装，留守百色的红军部队只有教导队、机关枪连、警卫连，连同司令部、政治部总共不足５００人。
１２月下旬，隐藏在百色西部地区的西林县和西隆县的反动地主和土匪武装２０００多人，趁红七军主力不在百色，分三路突袭百色。枪声就是命令，李振亚拿着驳壳枪守着军部的楼梯口，掩护军部人员紧急分配战斗。经过３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击退了土匪部队，保卫了百色，保护了红七军的财物。
李振亚的战友莫文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委），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３日，在《回忆李荣同志一些情况》一文中写到：“红七军起义时，他和叶季壮、陈叔度、陈可福、云广英等同志冲锋，将攻入百色城内的土匪打跑，得到部队赞扬”。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李振亚因作战勇敢，组织纪律性强，被选送瑞金红军学校第二期指挥系进修学习。经过５个月的艰苦学习，李振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李振亚有在国民党南宁军校和警备教导总队学习的学历，又有身经百战的实战经验，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并担任军事队步兵营营长。他在红军学校既当教官又当指挥员，尽管当时环境十分困难，但是李振亚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教学任务，被评为模范指挥员。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李振亚率领全营学员参加了叶剑英校长指挥的清流战斗。清流战斗是为牵制敌军进攻中央苏区腹地的重要战斗，牵制敌人两个师的兵力。
１９３３年夏，李振亚奉命调公略步兵学校工作，任第一营营长兼教官，他理论联系实际，言传身教，深受学员们的拥戴，被评为模范教官。在红军学校，李振亚为红军各部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指挥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一一长征。１０月中旬，４所红军学校及上级干部队奉中革军委命令，在九堡集中整编，合并成红色干部团。团长陈庚，政委宋任穷。李振亚（李荣）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政委丁秋生（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到职）。
长征出发时，陈庚安排李振亚的第一营随中央首长警卫行动。从长征出发的那天起，李振亚率领一营指战员一直是担任开路先锋，负责侦察敌情，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血战湘江时，李振亚率领的一营负责掩护中央和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面有敌人夹击，中央领导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李振亚用机枪向敌人扫射，不顾一切地拼命冲杀，李振亚机智勇敢地指挥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使中央和中央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没有一位首长负伤。
中央红军甩掉敌军围堵，决定在龙坪侗寨休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此驻扎。李振亚率第一营负责中央首长驻地的警卫工作。李振亚在侗寨周围走了一周，发现寨内是木屋，这时已进入冬天，天气寒冷，风大，容易发生火灾。李振亚安排战士对中央领导驻地警戒、巡逻。一天深夜，寨子一间木楼突然起火，火借山风，大半个侗塞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李振亚同战友们奋不顾身地参加灭火。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迅速来到寨子中央的杨氏鼓楼上，亲自指挥红军战士救火。在红军战士和寨子里群众的奋勇抢救下，大火很快被扑灭。
由于李振亚事前周密部署，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住了３名纵火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企图通过放火挑拨少数民族仇恨共产党和红军。第二天，红军在一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纵火的特务，使群众知道了真相，干部团的战士们帮助侗族群众修筑房屋，还发放了一些钱给他们渡过难关。侗族群众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积极帮助红军，当向导、做挑夫，许多青壮年加入红军。
朱德总司令到干部团，奖励了干部团，也奖励了一营李振亚等同志的突出表现。为纪念这段历史，当地群众把杨氏鼓楼改称“红军楼”，审判国民党纵火特务的祠堂称为“审敌堂”。
１９３５年元旦，干部团到达贵州猴场。当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欢度新年时，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迅速修架乌江浮桥。乌江的地形险要，黔军候之担的教导师在乌江布防，堵截红军过乌江。当时既无器材，又无工具。李振亚带着同志们深入到老百姓家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献出煤油桶、竹杆作为搭浮桥的材料，并带领战士们砍竹子。经过全团指战员两天时间的奋战，终于架好了乌江浮桥，使军委纵队等部队得以顺利渡江。加上红一师、红二师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河段乘竹筏强渡成功，全军得以渡过乌江，甩掉尾追的蒋介石嫡系部队。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攻占了遵义，部队到达遵义后，进行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李振亚积极扩大红军队伍，一营扩大红军人数是全团最多的。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振亚率领干部团一营指战员担任遵义会议会埸的警卫工作。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集中近４０万国民党军队，妄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是黔北的大道要冲，素有“川黔锁钥”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的第一仗。
由于中央二局的技术侦察和五军团的前线侦察得到情报，川军郭勋祺旅四个团７、８千人。打垮郭勋祺，就打通了进入四川的通道。东室殿和土城之间的青杠坡狭长的葫芦形地势，两边都是山谷地带，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此处阻击敌人，军委指挥部设在白马山的大埂上。由于敌情有误，敌人除了郭勋祺的一个旅，还有潘左旅，而且武器精良。
红三、红五军团从土城外水狮坝分两路向巳进占枫树坎、青杠坡地区的川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在进行了３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形成对峙局面。为了扭转战局，中央军委电令红一军团红二师火速赶到土城增援。在红二师尚未到达的两个小时里，战斗愈发激烈和残酷。川军凭借优良武器装备和缓缓不断的援兵，很快转守为攻，突破红五军团阵地，并一步步向土城逼近，一直攻到军委指挥部的前沿阵地。山下就是赤水河，红军若不能抵挡川军的进攻，就会导致背水一战的严重危险局面。危急关头，毛主席和周总理命令红军干部团发起冲锋。
在团长陈庚、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干部团以猛烈攻势向川军发起进攻。当时敌人居高临下，地势险要，一个山顶延伸出三个山梁。陈庚团长命令李振亚率领一营正面进攻。李振亚大声呼喊“同志们冲呀”，便带头首先向敌人阵地冲去。一营既受正面敌人的拦阻，又受到左、右两条山梁敌人的火力侧射，在一营指战员猛烈攻击下，敌人纷纷溃退，一营占领了敌人的一部分阵地。但是敌人兵力强大，弹药充足，不久其后援部队又反复冲上来，李振亚沉着指挥作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顶住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李振亚的背包打进了几发子弹，帽沿被打穿了洞。这次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敌我僵持不下。毛主席说：“干部团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跑步前来增援的红二师随即参加战斗，红军控制了土城附近的主要山头，但伤亡惨重，形势非常严竣。得知敌人还有两个旅的增援，红军背靠赤水河作战，其后果非常严重。毛主席说：“土城这一仗不能打了，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前进不可能，撤退也很困难。李振亚把生留给战友，带一个排承担了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这个排挡住了敌军的追击。当撤下来时，这个排仅剩下了十几个人。经过土城战斗，我干部团声威大震，后来刘湘的“模范师”一听说是我干部团的部队，无不闻风丧胆。
１９３５年２月下午，我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攻占了贵州桐梓。在第二次攻打娄山关，重克遵义城时，老鸦山阵地失守。毛主席命令陈庚率领红军干部团冲上去。陈庚命令一营营长李振亚率领一营担负主攻任务。李振亚冲锋在前，率领全营指战员冲上阵地，与敌人肉搏，终于占领了老鸦山阵地，固守在阵地上，与多于我数倍之敌进行激战，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这次干部团打得很漂亮，有力配合红一、三军团主力向敌人左、右两侧展开攻击，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军吳奇伟部２０个团，俘敌３０００多人，取得长征第一次伟大胜利。战斗之激烈，毛主席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流段，也是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９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要求干部团于５月４日上午夺取皎平渡囗，准备船只抢渡金沙江。
李振亚率领一营担任全团渡江的掩护任务，让全团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被我军缴了枪。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中央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囗过江。
为保证全军能安会地渡过金沙江，刘伯承命令干部迅速奔袭通安州。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占领这个高地，就可以控制住皎平渡口。在通往通安州的道路上有一个隘口，敌人在此设重兵把守。陈庚团长从一营抽调几十人组成尖刀排，由毕士梯参谋长带领攻占隘口，又命令李振亚带领一营迅速去攻占通安州右侧的小高地。李振亚大喊一声：“跟我来！”率领一营指战员向小高地冲去，经过一番拼死的争夺，一营占领了小高地。接着全团向通安州镇上的敌人发起冲锋，占领了通安州。这次战斗，歼灭敌人６００多人，生俘了一个团长，为掩护中央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做出了贡献。中央军委对干部团胜利地完成抢渡金沙江任务非常滿意，通令进行嘉奖，李振亚也得到了奖励。
从５月３日至９日，在七天七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６只小船从容地过了金沙江。两天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远走高飞。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５日，红军主力占领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后，红一师一团组织了１７名勇士强渡大渡河，干部团也在此过了河。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不能架桥，渡船小，往返一次需要四五十分钟，刘湘、刘文辉、杨森的增援部队快到了，薛岳、周浑元等追击部队也快到了，全军要在这里渡河，已是不可能了。刘伯承、聂荣臻首长即决定火速巧夺泸定桥。于是命令红二师沿江左边北进，已过江的红一师沿江右边配合红二师夹江北进。中央军委命令干部团接替红一师防务，掩护兄弟部队抢夺泸定桥。
这时，川军刘湘的增援部队一个先头旅迎面扑来，情况危急，中央军委指示干部团至少坚守一天，第一营担任主要阵地的防守。敌人倚仗兵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发动轮番进攻，战斗非常激烈。李振亚冒着枪林弹雨，从这个连的阵地到那个连的阵地指挥阻击敌人。他得知二连长牺牲，阵地被突破后，一跃而起，带着预备队向敌人勇猛冲杀，展开白刃格斗，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李振亚左腿负伤，仍然坚持在前沿阵地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干部团终于完成坚守一天的任务，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了大渡河。
李振亚腿部负伤，走路困难，路面又坎坷不平，他拄着拐仗，一直坚持同部队一起行军，把担架让给其他伤员。
红军干部团完成了红军主力渡过大渡河的掩护任务后，于３０日黄昏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天全县前进。在向四川天全县前进途中，干部团遭到川军杨森的一个旅兵力的追袭，李振亚带领一营进行阻击。经过一番激战，终于阻击了敌人，保卫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安全到达四川省天全县。我军在天全县休整一周后，红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一一海拔４０００多米高的夹金山。
曾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蒋耀德在回忆录中写到：“从长征出发那天起，李荣带领一营一直是担任开路先锋，负责侦察敌情，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李荣同志在长征路上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功绩卓著”。
红军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在《我所了解的关于李荣同志的情况》一文中写到：“李荣同志是一位好同志，他党性和织组纪律性都很强，为人正派，坚强乐观。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干部，作战勇敢，指挥得力，经常身先士卒，在红军干部团参加土城战斗，再克遵义时的老鸦山战斗，以及巧渡金沙江后的奔袭通安州战斗中，李荣同志指挥的一营都打得很出色。”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李振亚奉命调前敌总指挥部任作战科科长，吕黎平任副科长。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１日，李振亚奉命调红四方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参谋长。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具等地南下，于１０月５日，在松岗卓木哪（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另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公开分裂党和红军。随左路军进行长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等，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坚决斗争。在１０月５日的分裂会上，李振亚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维护中央团结。张国焘提出要逮捕反对分裂的将领并给予处决，徐向前和陈昌浩不同意。李振亚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遭到监禁，后经广大指战员积极斗争，才免遭杀害。但是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即便不杀这些反对分裂的将领，也必须严肃组织处理。李振亚被免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一职，调任直属纵队娱乐股股长。
１９３６年１月，为了充实连队，适应新的任务要求，红四方面军各军奉命整编。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与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合并，编为第五军，李振亚调第五军任参谋。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李振亚随西路军西渡黄河，任西路军东进支队参谋长。在英勇悲壮的西征中，率部一路拼杀，与西北军阀马步芳和胡宗南等部浴血奋战。１９３７年３月，李振亚任毕占云支队参谋长，在祈连山地区打游击。李振亚在西路军经历了多次艰苦战斗，后来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
李振亚到延安后，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随西路军西征的艰苦经历，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亲切慰问。不久，他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兼教官。他把训练重点放在战场的战术训练上，教会基层指挥员如何判断战场形势去调动兵力进行战斗。除了军事训练，李振亚特别强调学员学文化。他关心学员生活，每晚必定到学员宿舍查铺，发现病号则加以照顾，这些营连干部对他都心悦成服。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５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抗战进入第二期“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会议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
１９３８年，李振亚奉命调十八集团军总部。为了加强华南地区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党中央派出一批军事干部南下工作。李振亚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的身份，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及工作人员３０多人赴湖南衡山。李振亚奉命暂留衡阳，协助叶剑英参与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４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布成立，蒋介石兼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５日，举行第一期训练班开学典礼，１０４６名学员，编为８个队。学员学历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后来改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其中第七队的学员有一部分是经中共衡山县委派到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李振亚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校教官。
李振亚负责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和薛子正合著的《游击战术讲义（摘要纲目）》，作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材。由于李振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主讲游击战术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学员们非常爱听，嬴得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李振亚用毛泽东理论结合实战讲课，常常引起国民党官兵赞叹，国民党高级军官听他讲授游击战术时，也能使他们诚心佩服。李振亚讲课的精髓来源于当年在红军学校，毛主席的文章和朱总司令的《游击战术》报告。
在第一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李振亚与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
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前夕，叶剑英亲自指挥学员进行了一次近似实战的野外军事演习。假设是敌人的第七队在李振亚的带领下，从南岳山上飞越而下，其余各队从四面八方紧紧追踪。经过两天一夜的演练，游击健儿们打到衡山与湘潭交界的护湘关才收兵回山。
叶剑英亲自为这次演习做了讲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导训处专员程兆熊看了这次演习的视察报告后说：“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况，谓绝非纸上谈兵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５日，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结业，李振亚奉命到广东工作。６月初，他抵达广东韶关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在曲江纂溪村举办的一个党员训练班，讲授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及军事知识等课程。接着广东省委命令李振亚立即动身，前往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所在地，广东惠阳坪山，与邬强主持广东省委举办的游击战训练班工作，李振亚任主任兼教官，后来又被广东省委任命为东江军事委员会参谋长。１９４０年１月，李振亚在香园墩又主持举办了第二期训练班，多数学员是曾生、王祖尧两个大队的干部。
李振亚但任东江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期间，多次向省委建议，为建立一支能够打击日寇的部队，必须建立训练班，训练军事干部，培养连、排骨干。要使他们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懂得游击战术，才能歼灭敌人，保卫根据地。
由于大批训练部队的骨干，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在惠阳县汩坪山和宝安县的龙华、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战争的局面，李振亚在东纵早期军事建设中做出了自已的贡献。
１９４０年２月，坪山游击队党委书记梁鸿君、政训员卢伟良、支部书记王彦之介绍李振亚认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队长王春红（王超）。王春红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当时正在曾生部队电台工作。王春红与李振亚结婚后，立即烧掉了马来西来发给她的护照，决心在祖国抗日救国，为民族独立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李振亚并肩战斗。作为李振亚的伴侣和战友，王春红和他一起经历无数的战火，直至李振亚牺牲。
１９４０年５月，李振亚夫妇奉命与梁鸿钧前往广东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香港，向省委汇报情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李振亚传达党中央指示，派李振亚到海南岛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工作，任参谋长，妻子王春红一同前往。由于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李振亚将姓名由李伯崇改为李振亚，妻子由王春红改为王超。
１９４０年６月下旬，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为李振亚夫妇送行，叮嘱李振亚：“此去琼崖路途复杂，要特别注意安全，等给琼崖抗日总队购买的电台到了，把电台带去琼崖。”
李振亚一行人，二次偷渡琼州海峡都因日寇炮艇巡逻严密失败，１９４０年７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第三次偷渡，途中又遇鬼子的炮艇，李振亚同船工一起落帆倒杆。为了保护这条海上交通线不被敌人破坏，李振亚要求大家保守党的秘密，宁可投海牺牲，也不能让鬼子抓去，电台宁可投下大海毁掉，也不能让敌人拿去。正当李振亚他们准备与敌人拼死搏斗的紧张时刻，鬼子的炮艇没发现他们，炮艇向徐闻方向驶去。由于天黑、浪高、船小，敌人麻痹大意，帆船没被发现。李振亚和几个船工迅速把帆拉起，继续前进。在海上整整驶了一夜，终于在拂晓前安全到达海南临高昌拱港。
李振亚到海南島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工作，任参谋长。并参与琼文地区第一支队的领导工作。１９４１年，指挥罗蓬坡战斗；兼任琼崖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和政委。率领第三支队和独立第九中队奇袭日军兴隆等１０多个据点。１９４２年，兼任琼崖独立总队第三支队队长，率领第三支队两次伏击进犯六连岭之敌，李振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善于出奇制胜，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使“扫荡“的敌寇闻风丧胆。
同年９月，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执委委员，率领短枪班到陵崖保乐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军。１９４３年，兼任西区军政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４５年夏，兼任挺进支队队长，奉命率部挺进五指山地区，直捣敌守备二团巢穴一一罗任，拔除毛阳、毛贵、毛栈、什统黑等敌据点，解放白沙县１３个乡，为创建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奠定了基础。１９４６年，参加冯白驹在白沙县城牙又镇召开的党政军机关科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严肃地指出片面和平幻想的想法是错误的，提出随时准备自卫反击战的正确意见，率领部队奇袭新盈港，伏击黑岭，攻克加乐、石浮、仁兴、大同等敌据点，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有效地掩护总部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转移。
１９４７年２月９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李振亚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央的任命电文，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同年５月，在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琼崖区委委员。同年１０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总队总队长和政委，指挥风脚村战斗，歼敌两个连。
参加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琼崖区党委委员，指挥鸡寮沟之战，歼敌两个连。参与主持琼崖纵队首届军代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十年来我军战术发展与经验总结》的报告。１９４８年初，兼任中共琼崖西区地委书记。同年９月，兼任琼崖纵队秋季攻势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兼政委，首战光岭告捷，拔除陵水至万宁一带的港坡、乌石、兴隆、米瑞塘、中兴等敌人据点。９月２７日，率部攻击万宁县牛漏据点，在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负重伤，９月２８日晨，光荣牺牲，时年４０岁。一颗百战沙场的耀目将星殒落海南。
李振亚在琼工作时间８年３个月，对部队参谋机构的建立，对干部的培养，对白沙和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鲜血和生命普写出光辉业绩，犹如巍峨的五指山与世长存。
１９４０年７月，李振亚同夫人王超初到海南，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正在美合根据地举办各级干部的“琼崖抗日公学”。李振亚主动要求参加公学的工作。
他自己编写了军事教材，主讲军事课。他联系实际，讲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讲授游击战术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十六字决。为提高教学效果，李振亚自己动手制作一个规模较大的作战地图模型，使学员们更能学懂记牢。
在抗日公学与学员们密切接触，李振亚认为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军事指挥系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灵魂。海南工农红军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不能按国民党军队机制运作。末来部队进入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作战参谋指挥系统，就很难取得战役的胜利。因此，李振亚认为已到了应该建立总队参谋指挥系统的时候。
１９４０年９月，党中央派庄田带领覃威、刘成义（电台台长）、曾庆发（报务员）、云勇、黄昌义（地雷手榴弹技师）来琼崖，他们都是李振亚在广西红七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亲密战友。李振亚与庄田研究，在总队党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按照红军的做法，在琼崖部队里建立建全政委编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同时建立部队的参谋指挥系统，把党组织在部队里公开，把总部的政训室改为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民运三科。在总队里设参谋、经理、卫生三处。参谋处设作战、训练、侦察、通信、管理等科，建立一个精捍的军事指挥机构。
党委会很快统一思想，做出了建立总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参谋系统的决议，李振亚负责参谋处的工作。
不久，部队中的党组织实行公开，逐步设立支队党总支、大队党总分支、中队党支部专职书记。在改制过程中，李振亚具体介绍了中央红军和八路军的建制、做法和经验，使工作有所借鉴和学习。
在李振亚的积极建议下，除出版《每周时事》外，加出《战斗生活》和《军政杂志》，并亲自写稿。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李振亚直接协助进行的。
李振亚担任独立总队参谋长以后，结合琼崖斗争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了他久经战场，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实战中对部队起了积极的传帮带的作用。
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李振亚牺牲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刊物《群众》载文指出：“自李振亚和庄田同志来琼后，琼纵的参谋工作是经过李振亚的手建立起来的，从而逐步提高部队的作战与管教。由小小的游击队伍，逐渐提高到正规兵团，由游击战到学会运动战，就是这样锻炼出今天琼崖人民解放的武装力量一一琼崖纵队。在这个建军工作上，他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１９４０年秋，李振亚亲自指挥了澄迈县红石岭战斗，这次战斗缴获日军机关枪一挺，步枪数支。这是在琼崖西路第一次缴获日军的机枪，也是全军笫三次缴获日本鬼子的机枪，这对西路的抗日斗争和美合根据地的建立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不久，国共关系破裂，琼崖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逆流”，琼崖特委决定派李振亚带领第一支队到琼文地区牵制、打击敌人。
李振亚战友李英敏在《无私无畏的勇士》深切怀念李振亚同志一文中写到：“振亚同志不但说，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１９４１年３月２日，经过周密的部署，我军在琼山罗蓬坡，歼灭了保七团一个主力连，及另一个连和地方游击大队，打了胜利的第一仗。在这次战斗中，振亚同志不仅是指挥员，也是突击队员，在最关键时刻，他紧握三八式步枪，带头冲锋，直至消灭全部敌人。事后，我在阵地釆访他，对他这个突击队员有点担心，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部队缺乏运动战、阵地战经验，一定要带头示范的。’很明显，他是决心以鲜血和生命，换取这场战斗的胜利。”
李振亚在琼崖８年，一直分管军事工作。８年中，他不但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胜利地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斗，而且对琼崖纵队各个阶段的工作方针、斗争策略、部队政治工作以及后勤工作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干部培训。在琼８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岛。
“美合事变”以后，独立总队活动在琼文一带，这时总队部办了一个随营军政训练班，主持人是李振亚。
为了培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军政干部，李振亚向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部建议创办一所琼崖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琼崖特委和总队部决定在万宁县六连岭开办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李振亚兼任校长和政委，云涌为副校长，祝菊芬为政治部主任。
１９４１年５月，李振亚率领全体教职员工和首批学员，从琼山县道崇乡出发向万宁挺进。沿途经过文昌西南进入琼东的烟塘、福田，从万泉河的下游偷渡过乐会县的乐东乡，经过万宁县三区龙滾一带进入六连岭。这支小小的队伍约百人左右，仅配备２０支破旧步枪，经过约半个月的迂回，在李振亚英明果断的指挥下，通过日顽军的层层封锁线，终于胜利地抵达了目的地一一六连岭山区。
李振亚战友卢航在《李振亚同志在海南战斗片断回忆》一文中写到：“这支队伍路经５个县属的平原外线的村庄，像一架小小的播种机似的，昼伏夜行奔跑在敌人统治区村庄，播下新的抗日救亡的种子，喚醒了广大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在教学工作中，李振亚从头到尾全面抓。他主持制定教学计划，亲自编写教材、讲义，还帮助其他教官备课、授课，从不知疲倦。在军事教学上，李振亚身体力行，每节军事课都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与一些战例结合起来，讲得生动透彻。还经常利用自制的教具（如沙盘等）进行直观教学，学员学习起来易懂明了，教学效果十分显著。有关军事训练，他花费更多的气力。他常亲自上军事课，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指导教学。他常带学员到附近第三支队去实习和参加实践，回校后又进行检查总结。他常选择一些典型的战例，组织学员们讨论学习，使学员学的生动活泼，理解的深刻。
在军政干部学校，李振亚把“抗大”的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结合军政干部学校的实际相结合，很有成效。他把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两手抓，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他一边组织学员努力学习，勤学苦练，互教互学，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很好地把军事、政治知识学到手；他还亲自带领学员劳动建校，开荒生产，解除敌人的封锁。他还结合粉碎敌人的“扫荡”，组织军事实习。有时自行组织战斗，有时协同部队作战，火线练兵，让学员把学到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应用到实践当中。学员们在他的领导下，学中战，战中学，提高很快。
１９４１年９月，当学习了“奇袭战”这节课后，李振亚亲自率领几位学员和第九中队短枪班战士王聘明、符明等７位战士到兴隆日军据点附近进行侦察，准确地掌握敌情后，大家化装成“顺民”给日军送粮食，突然袭击了该据地的日军，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数支，弹药一大批，而我军毫无损失。这对第九中队战土的斗志鼓舞很大，后来这支队伍在不断的积极开展打击日伪军行动中发展得很快，到同年１１月便扩编为特务大队。
１９４２年夏，李振亚指挥第三支队两次伏击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毙伤敌官兵７０多人，缴枪４０多支。李振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善于出奇制胜，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使“扫荡”的敌寇闻风丧胆。
李振亚的战友祝菊芬在《缅怀李振亚烈士》一文中写到：“李振亚同志是我军一位杰出的指挥员，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在他所指挥的每一个军事行动，干部、战士信心十足，斗志很高。”
１９４２年底，因环境关系，军政干部学校只办了二期，培训了３００多名学员。祝菊芬写到：“实践证明，由李振亚同志领导的琼崖抗日军政干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分派到部队与地方工作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是在李振亚同志的言传身教中带出来的。今天在海南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有许多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是当年军政干校培训出来的，他们许多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各个岗位上都能起到骨干的作用，其中有不少人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或是先进工作者。这些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李振亚同志的传帮带的结果。”
李振亚的战友卢航在《李振亚同志在海南战斗片断回忆》一文中写到：“他率领全体学员不仅在六连岭内线做巩因根据地的工作，而且带领我们全体学员开到外线沦陷区，在万宁县城外围的一二区良村、哥岭、三甲七甲一带地区一边上课、操练，一边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抗战，参军参战，打开了东、万两县人民抗日救亡的新局面。”
卢航写到：“李振亚在东、万、陵、保４个县短暂的一年时间里，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心耿耿，对敌人是高度仇恨，他置生死于度外，亲自带领小小的队伍深入敌后，寻找战机，废寝忘食，身先士卒，指挥战斗沉着镇定，搅得日寇提心吊胆。”
李振亚的战友陈青山在《能文善武 将兵楷模》回忆李振亚同志一文中写到：李振亚“不但能文善武，还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教官，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为我军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指挥员。”陈青山写到：“李振亚处处为人表率，所以他深深地赢得广大官兵的爱戴，琼纵同志对他的感情之深，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１９４５年１月，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扩大、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指示，决定派庄田、李振亚率领３个主力大队向白沙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部队在当地起义武装和黎、苗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接连拔除了白沙县外围顽军的一批据点。７月，李振亚兼任新组建的挺进支队支队长，率部继续向白沙县腹地进军。他和政委符荣鼎带领第一大队昼伏夜行，远道奔袭合囗，全歼顽军的教导连，尔后兵分三路，击溃敌守备笫二团，拔除了一些据点。８月中旬，我军解放了白沙县１３个乡，建立了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
国民党顽军琼崖守备第二团驻守在五指山区白沙县罗任村一带，控制五指山腹地。为了阻止我军进山，顽军派出一个前哨连，驻扎在去罗任的必经之地合囗村。为了模清敌情，以利进攻，李振亚派出一个侦察小组，秘密潜到敌人据点附进进行侦察，然后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第一大队在副支队长张世英率领下，乘夜向合口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不到半个小时，大部分敌兵被歼灭。接着仍由副支队长张世英率领第一大队偷袭敌军械厂，其余部队一部分佯攻罗任，一部分向白水港进攻。经过激烈战斗，白水港敌人终于歼灭。罗任守敌见白水港失守，赶紧夺路逃走，罗任落入我军手中，为挺进五指出区扫除了一大障碍。
８月，国民党顽军保安第六团奉命进驻鹦哥领下的毛栈、毛贵一带，妄图阻挡挺进支队前进。李振亚派人摸清敌人情况后，决心将其歼灭。８月２３日，在李振亚指挥下，我军向敌团部和一营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仅进行３０分钟就逼近了敌团指挥部。
战斗结束后，我军搜查敌人遗下的文件，发现了一份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关于日军无条件投降的通令，才知道日军已于８月１５日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琼崖特委下令各个支队迅速从五指山区分头出击，进攻日伪占领区，恢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李振亚奉命率领挺进支队西出南丰圩，包围驻守那大镇的敌人，解放了和庆、和舍一带地方，缴获了大批武器。李振亚大智大勇，有胆有识，为海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四十六军向海南五指山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琼崖特委、独立纵队领导机关早已撤出五指山白沙根据地，向澄迈转移，敌人扑了空。庄田、李振亚等奉命率领部队反击敌人，为自卫反击战创适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久，李振亚率领挺进支队二大队和三大队攻占了敌人后方，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新盈港，接着又一连攻克了加乐、石浮、仁兴、大同等圩镇和据点，歼灭了一批敌保安队和土顽武装，在这一带进一步扩大了琼纵的军事、政治影响。
敌人为了打败挺进支队，１９４７年３月，敌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蔡劲军命令素称“悍将”的敌保安六团团长杨开东，带领敌军进犯琼纵挺进支队驻地风脚村一带。
李振亚接到情报后，立即召集支队其他领导人商量对策。当时挺进支队在这一带活动的只有５个中队，在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李振亚主张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吸引、消耗敌人，其他４个中队隐蔽待敌，看准一路敌人，伺机出击，局部歼敌。李振亚的作战方案，获得大家一致赞同。４月２８日，杨开东率部向风脚树进犯。杨开东自恃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向我部多次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杨开东见强攻未能奏效，便命令其加强营赶来参战。
李振亚命令全线出击，在李振亚正确的指挥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带动下，原坚守在风脚村的部队也向敌人发起反攻。在我军内外夹击下，杨开东的兵马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惨重。经过大半天的战斗，便把来犯的敌人全部扦灭。风脚树战斗，共歼灭敌人两个正规连，缴获电台１部，轻机关枪３挺，重机关枪１挺，六门炮３门，及大批的枪支弹药。风脚树战斗是琼崖纵队史上的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
接着，挺进支队和第四支队配合作战，在澄迈西昌到坡尾（今属屯昌县）公路上的鸡寮沟地方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保安总队两个连，缴获机枪６挺和一大批武器装备。南坤、林加一带据点的敌军惶惶不可终日，怕我军随时发起袭击，放弃了这些据点，收缩到屯昌，这一带地方遂告解放。
李振亚的战友张世英在《功绩卓著 英名永存》一文中写到：“挺进支队进军五指山，横扫敌军的卷席，大振了琼崖独立纵队的军威。由于连战皆捷，支队的干部、战士，对这次战役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一一李振亚同志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从这以后，挺进支队的干部战士，只要是看到李振亚在指挥战斗，就充满必胜的信心，感到跟他出战浑身是胆。后来，在李振亚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挺进支队的仗越打越漂亮，威名越打越扬，在琼纵的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战绩，创造了不少以少胜多，以弱打强的战例。如风脚村战斗，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例。”
张世英写到：“在挺进支队里，他既是领导又是战士们的兄弟和知音。平日里大家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向他倾诉，有什么问题都主动向他请教，战斗空隙总愿意和他聊天、谈心。”
张世英还写到：“李振亚既是一名指挥娴熟的军事干部，也是一名颇有素养的政治干部。为了在挺进支队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他反复强调毛主席关于“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指示的重要性，下功夫抓各中队的党支部的建设。他亲自备课，组织大家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武装指战员的头脑，当部队进行训练时，他总是抽空参加，模爬滾打，言传身教，纠正动作；当政治处（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他总是争取参加，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问题。李振亚在兼任挺进支队队长和第一总队长、政委期间，不仅带出了一批过硬的军事干部，还带出了一批出色的政治干部。”
李振亚的战友潘江汉在《悍将良师》忆李振亚副司令员一文中写到：“来琼８年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岛。无论是指挥战斗，还是平时培训干部，他都从严从高要求，一丝不苟地加以启发、指导，并且以身作则，教育和带动各级指挥员，想方设法培养出一支有战斗素养的经得起残酷斗争考验的部队。”
李振亚的战友陈武英在《忆李振亚同志》一文中写到：“李振亚同志在部队中，言传身教，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工作骨干，大大提高了琼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琼纵部队由弱到强，后来成为一支较强的部队，除了党的领导作用外，李振亚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振亚的战友方克在《永远怀念李振亚副司令员》一文中写到：“在８年间，他转战全岛，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功勋卓著。他对琼纵司令部和琼纵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振亚的战反赵登孚在《对李振亚副司令员的回忆》一文中写到：“国民党守备团集中两个营和地方武装几百人，向我六连岭的加荣、加索、岭背、祿马等地进攻，我部队在李振亚的亲自指挥下，每次都集中优势兵力，打退敌人的进攻，恢复和巩因了我们地区。”
李振亚的战友王亚操在《忆恩人李振亚副司令员》一文中写到：“李振亚在我们琼崖纵队中声誉很大，连当时的国民党保六团团长杨开东也很害怕他，一听到李振亚的名字，一听到李振亚率领的挺进支队，就丧魂失魄，躲在据点不敢出动。在琼山、澄迈、临高、那大一带国民党反动派，听到李振亚率领挺进支队来了就望风而逃。”
在对待少数民族，李振亚拟订对待黎族、苗族地区群众纪律，尊重黎族、苗族兄弟的风俗习惯。
李振亚的战友李英敏在《无私无畏的勇士》深切怀念李振亚同志一文中写到：“在陵水、保亭地区，我军初到黎族同胞误解最深，振亚同志亲自抓政治思想工作，抓群纪纪律，终于建立了好几个乡的根据地。”李振亚与黎族同胞领袖王国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英敏写到：“解放五指山的战役顺利展开，思想工作做到家，军事部署具体周密，指战员鼓足干劲，在黎、苗、汉人民的支持下，几个月时间，白沙、保亭、乐东等五指山区，很快得到解放，我们已有占海南三分之一地区和人口的解放区，作为第一副司令员，振亚同志是有卓越贡献的。”
１９４８年夏，琼崖纵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配合全国性的战略决战，特委决定发起秋季攻势，任命李振亚为秋季攻势前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１９４８年９月中旬，秋季攻势打响，李振亚指挥五个支队从祖关村誓师出发，向陵水县开进，横扫敌军如卷席，在不到十日内，接连拔除港坡、乌石、兴隆、李宅塘、米瑞塘、中卡等地敌据点，使五指山游击区与陵水、万宁解放区连成一片，占全岛面积五分之四。
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７日，李振亚率部围攻万宁县牛漏敌军据点，天阴沉沉，下着雨，李振亚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为了弄清敌人的暗堡火力点，他随手拿起一支挺机枪在一棵木棉树旁，打了几个点射，进行火力侦察。突然，暗堡里射出一串子弹，一颗穿透了他的左胸，因伤势过重，第二天，２８日晨牺牲，时年仅４０岁。
噩耗传开，纵队领导、普通战士、黎苗群众，无不失声痛哭。十几个战士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七天七夜艰苦跋涉，把李振亚遗体送回五指山根据地毛栈司令部。
李振亚生活简朴，他平时穿的只有两套打了补钉的旧军装，一双用汽车轮贻自制的“胶鞋”。警卫员陈德新拿一件新上衣，作战科长梁仲明拿一双新的短统体育鞋，给他换上。
１０月１５日，琼纵为李振亚召开万人追悼大会，黎苗同胞们纷纷赶来，以他们的习俗，以他们的方式，祭祀跪拜，表达他们心灵深处对李振亚的崇敬和爱戴。追悼会后，琼纵司令员冯白驹、王超、李英敏、陈任生等同志把李振亚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尖峰岭下塘岸村边的毛阳河畔。
中共中央１１月１７曰发来唁电：“冯白驹同志并转琼崖纵队全体同志们：琼纵副司令员李振亚同志于围攻牛漏市战役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转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斗争，以纪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
李振亚牺牲以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刊物《群众》载文指出：“琼崖人民坚持７年抗日战争，打破了日冦无数次的扫荡，残酷的轰炸，长期的蚕食三光，也粉碎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终于击败了日军，在这中间，李振亚同志的贡献是不少的。特别是日军投降后，琼崖人民所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三年来粉碎了蒋Ｘ的四十六军和六个保安总队，及万余地方武装的历次“清剿”、“扫荡”，获得辉煌的战果，……大大削弱了敌人，使自已壮大数倍，解放了白、保、乐三个县全部及其周围纵横约４００华里的地区，约有５０万人民经土改后获得翻身。展开了全琼各地人民的游击战争，打开了琼崖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局面，这和李振亚同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琼崖人民永远忘不了他的功劳。”
载文中指出：“在华南两个有名的纵队，东纵和琼纵，都经过李振亚同志的培养而成长，尤其是琼纵，得他的帮助更大。”
载文中指出：“由于李振亚同志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他所关心的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顾虑到自己的危险；跟敌人搏斗时，往往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在他所指挥的罗蓬、白延、青草、那牙、细水、风脚、西坡、那六、乐东、临高、天堂等较大战斗中，都充分表现出他的英勇和指挥的才能。当危急时，他总是挺身而出，扭转危局。在日军蚕食后期，他率领主力，打开白沙的局面；在四十六军以五团之众，向澄迈一区重点进攻时，他指挥挺进支队，坚持斗争，打破敌人的“填空格战术，把危局逐渐扭转过来，保卫了人民的利益；在今年解放乐东，挺进万陵边区的战役中，也充分表现出，极端负责的精神。”
载文中指出：“李振亚同志有高度学习的精神，有关军事的文件书籍，他都喜欢读，一切实际军事与政治工作他都热情地研究，此外也常常认真学习文化。所以他不但在军事上有了很好的成就，而且在文化以及政治理论方面的水平也很高，他写出来的指示、总结、制度、条例和文章，很有系统与条理，使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望尘莫及。一个工农出身的干部，锻炼得这样成熟，是非常令人敬佩而可贵的。”
载文中还写指出：“一个“平凡”的人，干出这样不平凡的事，他是具备着人类最高的美德，具备着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向李振亚同志学习，学习他的美德及品质，学习他的军事特长，学习他的优良作风，继续他的精神，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海南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让后人永远缅怀革命先烈，将李振亚烈士的墓迁到海口金牛岭烈士陵园，琼中的黎族同胞们依依不舍，将李振亚烈士在五指山的原墓修好立碑，年年祭奠。２０１９年４月份，我们到了五指山祭奠李振亚烈士，烈士的墓前放着酒壶和酒杯，纪念园的何主任告诉我们，经常有附近的黎族青年带着酒到李振亚亚士的墓前，用墓前纪奠的酒杯倒上酒陪李振亚烈士喝酒。
在万宁牛漏，李振亚中弹的地方的遗址一一红棉树，在万宁人民的心中，一直成为李振亚将军的象征，人民英雄的象征，同时也成为万宁人民精心保护的对象，几十年过去了，多次的公路建设和城镇建设的规划，万宁人民都把这棵红棉树列为革命文物遗址，保留下来，公路从红棉树两旁绕过。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６号强台风把这棵红棉树拦腰截断，万宁人民仍视为珍宝，中共万宁市委、市政府委托林业部门对这棵红棉树的再生、复活等问题做了技术攻关，在原树的树身中间做了钻孔再植，让红棉树惊奇的成活，并重新立青藏色的大理石碑，表示李振亚将军为万宁“２３年红旗不倒”的历史所做的巨大贡献。
在万宁县，由李振亚的战友马白山、林鸿盛等琼纵的老战士捐资，政府和东和农场资助，建立了李振亚烈士纪念园。
在李振亚烈士的故乡，广西藤县东山烈士陵园建有李振亚烈士塑象。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有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１日，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三十三军以罗南晖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还掛有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６日，李振亚在保亭县祖关圩对琼纵五个支队七千指战员作秋攻战前总动员的大幅照片。
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将李振亚烈士生平收录其中。《中共党史人物传》第４１卷，将李振亚烈士生平收录其中。《中国红军人物志》、《百色起义人物》、《广西著名烈士》等书，将李振亚烈士生平收录其中。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广西藤县纪念李振亚将军牺牲四十周年，将军夫人王超，亲自于１９８８年７月到北京，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为李振亚烈土提词“李荣烈士千古“。红军干部团政委宋任穷提词“忠魂贤骨在天涯“。
２００３年３月，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为中共海南省委党史办研究室编写怀念李振亚将军一书题写书名“骁将风范“。
李振亚将军为海南人民的解放已牺牲７５年了，人民不会忘记他对祖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字，将铭刻在琼崖人民心中，永垂青史。李振亚将军永远是海南人民的骁勇将军，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海南人民心中，永垂不朽！
注：本文作者李豫系老红军王超（王春红）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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