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量实践资料反映，治理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群众工作思维固然重要，但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也必不可少，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化解邻避冲突事件的关键。这与邻避冲突事件产生的深层根源息息相关。
尽管邻避冲突事件产生的根源有多种，如邻避设施建设信息不透明、程序不合法、民众参与不足、政府在环保配套方面的失职等，但最主要原因之一是邻避设施给周边民众切身利益带来了相应损失而引起。这主要是由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而导致的。从经济学来看，邻避设施外部性的出现意味着邻避设施所生产之效益并未透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的分配，邻避设施将生产成本外部化，外部化的成本往往转嫁给设施周边的民众。台湾学者曾明逊认为，邻避情结（邻避冲突）的产生主要在于“成本与效益”不能平衡，即邻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成本在空间上一般集中于附近的居民，而远离此负外部效果的居民却享受邻避设施所提供的效益。因邻避效应将造成负面外部成本大于经济利益而采取抗争，对附近民众而言是有利而无害的，若抗争成功，将可以得到补偿或较低的风险威胁，若是失败也不过是维持现状而已。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来看，影响最明显的是邻避设施附近的民众房产贬值，房产是一般家庭的主要资产，居民担心由于邻避设施的兴建给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或者对居民心理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自己房产价值，使他们的家庭财产受到较大损失。这种现象在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非常普遍。如2008年初，上海市民因磁悬浮列车项目影响周边环境（其实质是房产价值受到影响）而进行的“散步”抗议就是典型事例。从邻避冲突生成的原因来看，经济因素和利益损失是邻避冲突事件产生的重要诱因。因而，建立完善的利益损失补偿机制是化解邻避冲突事件的关键。
当前，为了从源头上化解邻避冲突事件的风险，需健全利益损失补偿机制，消除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保障邻避设施周边民众的合法权益。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强化利益损失补偿的意识。今后，在邻避设施建设中，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更需要保护好利益受损群体的合法利益。决策者应强化利益损失补偿的意识，尊重受邻避设施影响群体的利益，加强对受邻避设施影响群体利益的损失补偿，缓解利益受损群体对邻避设施的对立情绪。利益损失补偿是基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基础之上，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损失进行评估、赔偿，减轻设施周边居民的损失，以降低居民抗争的一种有效手段。
畅通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当前，邻避设施建设中应畅通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加强民众与政府的互动，确保邻避设施项目充分体现广大民意。同时，让受邻避设施影响的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了解因邻避设施给部分民众利益带来的损失程度，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补救措施，将邻避冲突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积极推进公益性工程项目开展，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保证社会和谐与稳定。
探索利益损失补偿的手段。在邻避公共设施建设中，根据邻避设施可能产生利益损失的规律，探索各种利益补偿的手段，建立邻避设施建设的基金，确立货币与非货币两大类补偿方式，平衡各种主体的利益。货币补偿可包括税费减免、直接给付金钱、健康保险、其他经济利益保障等；非货币补偿方式可包括增加公益性设施、房屋置换与搬迁、医疗保健服务、房地产价格保证、就业提供、小区环境改善等其他公益性产品。因而，在现实利益损失补偿中，当现金补偿无法达成一致时，可以考虑采用非货币的补偿方式或是一揽子补偿组合，从而避免因谈判僵化而导致邻避冲突事件。
发挥市场手段在利益补偿中的功能。要保证受损群体利益得到合理补偿，必须发挥市场在利益补偿中的基本功能。根据市场公平公正配置资源的功能，确定受损群体利益损失补偿的标准，保证利益损失补偿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便于利益受损群体认同补偿的方案，从源头上缓解民众对邻避设施不满的情绪。
拓展利益补偿的救济途径。拓展民众利益补偿的救济途径，增强民众权益救济的法治性和权威性，为民众权益维护提供有力的保障。如果民众对邻避设施影响的利益损失补偿不满意，可以引导民众走权益救济的法制化途径，力争在法制化框架下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为依法化解矛盾提供有效路径，降低社会冲突的成本。
优化邻避设施决策的模式。要从源头上消除邻避设施的外部性影响，实现利益受损民众的利益补偿，必须转变政府的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从自上而下的“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转化为“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充分吸纳民意，增强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性，使邻避设施建设决策建立在广泛征求民意基础上，尽量考虑民众利益受损状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利益受损者的利益，减少决策带来的风险和冲突，为邻避冲突化解创设良好的政策生态。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董幼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