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６６年前，母亲送我回国参加抗日的情景，仍然沥沥再目出现在我的眼前。
人世间母亲是最伟大的。我的祖籍广东从化锦联乡南山村，父亲王贵下南洋来到马来亚怡保埔地，在张泰和锡矿任会计，后来向高利贷主借钱开办了一个小型锡矿。母亲张玉兰，祖籍广东惠州，本人是缅甸华侨。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勤劳节俭，生儿育女持家有道，她常带领几个年纪稍长的姐姐开荒挖地，种植椰子树，生活过得很开心。
我是１９１７年正月１８日出生。１９１８年，父亲苦心经营的锡矿倒闭，家境不同往日。父亲年终病故，房子和地都被高利贷主没收，母亲只好领着我和九姐王秀容（学名王瑞明）、十姐王秀珍（学名王瑞群）到住在怡保太和园的堂叔王水阳家借住。大哥王光荣、二哥王炳祥当职员，工资收入少，两位哥哥已都成了家，只给我们一点伙食费。母亲便打杂工、当保姆，将每月挣的３０元马币给我们三姐妹做生活费。
我的妈妈是一位贤慧的母亲，她对我们的教育既严格又很慈爱，从来不打骂我们，而是循循善教。她虽然不识字，但对岳母刺字教子＂精忠报国＂的故事十分熟悉，常用它来教育我们。
１９２８年，我和瑞明、瑞群两位姐姐，取得怡保公立女子小学校长和校董梁焱南先生许可，能够免费读书（１９３４年改名为吡叻女子中小学校）。１９３２年学校成立篮球、排球队，教练武山老师。我和瑞群姐姐的同学祈月滿、何富华、梁宜兰等参加球队，曾参加在新加坡城举行的马华运动会。
１９３２年，校长黄湘杭辞退了六年级班主任，据说这位班主任是共产党员。瑞明姐姐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带领全班同学罢课，最后学生胜利了，黄校长被辞退。瑞明姐姐经常参加学联活动，怕当局抓，告别母亲和我们回到中国广东，开始有书信往来，后来失去了联系。
１９３７年，刘玖先生在吧生中华女校任校长，请我任教员，还有陈雪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马来亚华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１９３８年，广东沦陷，敌寇的铁蹄践踏到家乡的消息传到南洋各地后，更进一步激发起广大华侨同胞救国、救家乡的高潮。我和姐姐、哥哥、外甥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功，母亲很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
刘玖校长介绍我们参加抗敌后援会，全校师生积极进行抗日活动。校董害怕，便辞退刘玖校长、陈雪和我。陈雪约我到加影华侨中学与胡一声校长研究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
１９３９年初，刘玖校长介绍我到芙蓉知知港群英学校教书。吉隆坡惠州会馆的官文森先生独资组织女青年抗日回乡服务队，并命名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我向学校提出辞职，学校校长、师生赠资９０元叻币，欢送我赴吉隆坡参加“文森队＂。
当时报名表必须有家长签字，我写信给母亲，母亲当时巳６３岁了，而且巳送了一个女儿回国。但是，为了祖国的抗日救国，母亲接到信后，马上从怡保赶到吉隆坡。会馆领导问母亲＂同不同意你的女儿回国抗日？＂，母亲坚定的说：＂为救我们的祖国，赶跑日本侵略者，我同意我的小女儿回国参加抗日！”
经过筛选“文森队“由七名女队员组成，她们是欧巾雄１７岁、李逢娣（李绍华）１６岁、祝少珍１８岁、叶清秀２０岁、古秀英（独生女）１８岁、贺玉兰（丈夫汽车司机已回国抢送抗日物资）２４岁、王春红（王超）２２岁，我被指定为队长。
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官文森先生及夫人梁英女士、惠州会馆的领导和家长、好友欢送我们到吧生港口坐轮船。我们一行七人带着侨胞们捐献的钱、财物、药品，高唱《再会吧，南洋》与亲人们握别。母亲也来为我送行。我对母亲说：＂我回国抗日，二年后就回来。”要母亲保重。没想到这是我与母亲的永别。
在海上航行了六天六夜，５月１３日到九龙，休息二天，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办事处林务农先生带我们坐船到沙鱼涌上岸，步行三十华里，到了坪山曾生同志领导的新编大队，他们热烈欢迎我们，开了联欢会。我们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１９３９年６月底７月初，国民党池中宽部，强迫我们吉隆坡队、文森队、博罗队参加他们的训练班，要文森队去当他们的政工队，要我们参加国民党，不讲抗日，我们坚决地拒绝了。国民党池中宽部下令解散服务团，并驱逐文森队七月底以前离开惠州。全队队员都很气愤，看清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丑陋嘴脸。他们不让我们参加服务团开展抗日工作，我们就参加曾生领导的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一一新编大队。征得大家同意，叶锋团长给我们写介绍信，我们全队队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一新编大队，１９３９年９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０年２月，坪山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梁鸿君、政训员卢伟良和党支部书记王彦之介绍与李振亚结为伴侶。１９４０年５月，李振亚和我在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转战海南岛琼崖纵队，直到全国解放。
１９３９年６月底，在惠州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总队，我三哥王挺方来看我。我很惊呀！三哥也回到祖国。三哥对我说，他也是经过母亲的同意，参加了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组织的《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及机修人员回国支援抗战服务团》，回国运送抗战物资。当时，在南洋一个汽车司机收入还可以，为了祖国，母亲还是同意她的小儿子回国。哥哥对我说：＂滇缅公路不仅路长，而且路面险，要翻越两座人烟稀少的大山，穿过三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路面的险情可以用路窄、路烂、坡陡、弯急这八个字来概括。我们工作非常艰苦，高山峻岭、深山陕谷、穿越原史森林，不慎便车毁人亡。一辆新车在南洋行驶，至少可用五、六年，可在滇缅公路上仅能跑五、六个月。日本飞机还经常狂轰滥炸，加上深山老林疟疾流行，因此，每天都有人因公献身。汽车一但拋锚，等别的车来抢修，有时要在车上挨冻受饿一、二天。有时一个单车行驶，更危险。但是我们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以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言壮语激励自己，参加抗战、报效祖国，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也一定要坚持到底。”哥哥的一席话，对我的教育很大。
据记载，仅１９３９年７月到１９４２年７月，经过南洋这些汽车司机之车，从滇缅公路运入中国内地的军用物资即达４５６２万吨，每日平均的军用物资输入量保持在３００吨以上，被誉为抗战救国运输战线的“神行太保“。从１９３９年３月到１９４５年抗日胜利，６年半时间里，南洋机工翻车、伤疾、飞机轰炸、被日寇杀戳等原因而献出宝贵生命者达１０００余人，占回国服务机工人数的一半左右。没想到我与三哥在惠州一见，竞是与三哥的永别。
我大姐的二儿子郭戈奇（郭维基），比我大一岁，１９３６年在马来亚加入了共产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１９３６年，经侨党、马共领导同志的介绍，参加＂霹雳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筹建工作。该会成立后，我的外甥曾先后担任过文化界、学生界、妇女界的部分领导工作。该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的救亡团体，在日冠南进间以前，对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
１９７９年，我们单位的一位越南归侨陈老师带来一位在衡阳中药厂工作的，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归侨到我家玩，交谈中得知他是我外甥郭维基的同学，他告诉我郭维基已回国，在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工作。通过组织的帮忙，我找到了已调四川省工作的外甥，他已改名为郭戈奇。
外甥告诉我，他在１９３９年冬，被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作为政治犯逮捕入狱，１９４０年夏，被武装押着驱逐出境。１９４０年６月，到达香港，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主任介绍到达延安。
外甥郭戈奇，是１９４０年９月从香港出发，协助党组织押运电器材料到延安。途经韶关、桂林、贵阳、重庆，在离开重庆向延安出发的前夜周恩来副主席对他们去延安的青年作了重要讲话，并亲自为他们送行。
１９４１年，郭戈奇以马来亚《现代日报》记者的身份访问了朱德总司令，聆听朱德将军的亲切教诲，将军对海外华侨非常的关怀，外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幸福的会见，亲切的教诲＂一一１９４１年在延安访问朱德司令纪实，寄到海外，在马来亚《现代日报》发表后，反响强烈，对动员广大侨胞参加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广大华侨的抗战必胜的信心。
外甥郭戈奇告诉我，１９４１年７月，他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半年时间，校长罗迈（李维汉）通知他：中央组织部决定派他担任国际主义战士毕道文大夫的秘书谦英文翻译。一干就是四个年头，年年被中央卫生处评为模范工作者。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根据周恩来的建议，１９４４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外国语学院，组织上派郭戈奇进入英语提高班学习，不足半年，又调他到中央外事组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有一次，美军观察组在枣园放映美国电影。在开影前，美国人将电影剧情扼要地讲了一下，郭戈奇随即翻译给毛主席听。
１９４６年初，国共谈判取得进展，随即成立了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郭戈奇受中央组织部派遣，来到北平，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负责向美方交涉为我方提供飞机、输送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工作。１９４６年７月，利用美国运输机，郭戈奇押运４大箱中央给东江纵队北撤到山东的经费到香港交给东江纵队。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第八届党代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前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举行招待会，郭戈奇陪丹麦共产党代表团尼尔森同志前往参加，并把尼尔森同志介绍给毛主席。
外甥郭戈奇曾任四川省侨联副主席。他告诉我，我的小外甥郭维民，在１９４６年也回到祖国，郭维民曾任广东增城侨联主席。
１９９４年，我回马来西亚怡保参加育才中学与吡叻女子中小学校举行的校庆，我外甥郭戈奇的同学杨金殿先生在马来西亚登报，找到我的姪儿王伯雄、王观宝。他们告䜣我，１９４１年，日本鬼子在马来西亚登陆前，我的小姐姐王瑞群也告别母亲，带着我二哥的女儿回到了祖国，听说在广东汕头一带，母亲当时巳６６岁了，先后送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二个外孙、一个孙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都一个个却没有返回马来西亚，回到母亲（祖母）的身边。侄儿们说，在那战乱的年代里，她老人家不知到了何处，尸骨埋在何方。
６６年来，我时刻想念自己的母亲，怎能忘记，她老人家为把我们抚育成人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倾注的心血。当祖国受难的时候，她无私地把自己的儿女和子孙们一个个送回祖国。这就是一位普通的华侨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
作者：王 超（王春红）
写于２００５年９月
编辑：黄长庚 稿件提供：李豫
作者简介：王超，原名王春红系衡阳市原客家联谊会会员李豫的母亲。１９１７年正月１８日出生于马来亚半岛霹雳州怡保埔埠（今属马来西亚）。祖籍广东省从化县（今广州从化区）。１９３９年４月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任队长，带队回国参加抗日救亡。８月参加坪山抗曰游击队新编大队，任政工队副组长，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０年２月与李振亚结婚，随新编大队参加东移海陆丰行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派遣李振亚、王超夫妇赴琼崖工作。王起任报务员、译电员、宣传干事、新华社海南分社通报台组长。１９４８年９月，李振亚（时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在牛漏战斗牺牲。海南解放后，王超于１９５０年８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通讯科任参谋。１９５１年２月，调高雷军分区任通讯参谋。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调粤中军区任通讯参谋。１９５４年８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粤中行暑交通处副科长，广东省邮电局粤中办事处副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国地质工会中南区委会组织委员及湖北省地质机关工会副主席。１９６０年，任地质部衡阳探矿技工学校书记兼校长，厂机关支部书记，女工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０年，任衡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１９８３年，任衡阳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