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启蒙了西方，还将领导世界重归大道
提要：中国文化启蒙了西方，西方人却发动了对中国进行灭史、灭文的洗脑战争。
打开《牛津欧洲史》，序言《历史的价值》讲得清清楚楚，历史出于政治目的而被篡改：
“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
讲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戳穿一个流行的谎言，洋奴公知一直宣称“中国历史上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
真实的历史是，欧洲人卫生习惯极差，终年不洗澡，大街上屎尿横流，欧洲人历史上的平均寿命才是真的很短。你可以搜索一下欧洲的香水和高跟鞋是怎么发明的。
《牛津欧洲史》承认，直到１９世纪英国、法国人均寿命才４０岁。而一个黑死病就在欧洲反复肆虐了几百年，一次就能杀死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西方所谓大航海、殖民，路上死亡率极高，就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才寻找出路。
西方人造谣中国种族灭绝，其实是他们自己干过的事；西方人造谣中国历史上人均寿命短，其实是他们自己；西方人造谣中国人历史上婴儿死亡率高，其实也是他们自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１０章中说得很清楚：苏格兰经常出现一个妇女生二十个孩子却只活了一个的情况。还有许多地方，有一半的儿童会在七岁前死去。普遍现象是，有一半儿童会在九、十岁前死去。 育婴堂、教堂收养的孩子，死亡率更高。
而洋奴公知们却把满清和民国的腐朽没落当作中国历史的常态，这是被欧洲中心论洗脑的结果。
实际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人口最兴旺的国家。
《尹湾汉墓简牍》记载的人口数据
根据连云港东海县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记载，汉朝该地区东海郡１３９．４万人口中，八十岁以上老人３３８７１人，占比２．４２４％，九十岁以上老人１１６７０人，占比０．８３５％；分别是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１．５倍和５倍多，比现在的中国人还高寿。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４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郑重的向抵达法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１６８８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作者是１７世纪的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
马克龙介绍说，《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有过启发。这部《论语导读》原著目前仅存两本，一本送给主席，另一本存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席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马克龙的这一行为，揭开了一个历史真相：带领欧洲走出黑暗中世纪的启蒙运动，不是复兴自传说中的古希腊古罗马，而是传承自中国文化。
包括巴黎、梵蒂冈都有大量传教士带回西方的中国古籍和文献，不少是中国都找不到的孤本。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１９世纪才创造出来的概念。而在１４—１６世纪欧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用英国学者孟席斯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国文化。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还于１４３４年派遣分队到达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明朝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
为修订《授时历》，１２７６年六月至１２８０年二月间，中书左承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杨恭懿等使用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一万一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建立了２７所观测点，进行天文观测（即四海测验），最北为西伯利亚的铁勒，最南至南海的西沙群岛。在历法编制过程中，首创了“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算出一回归年为３６５．２４２５日，误差只有２５．９２秒。
３００年后的１５８２年，教皇推出了格里高利历，号称是在儒略历的基础上修订来的，一年居然也是３６５．２４２５日。教皇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完成这个大规模的测量，和《授时历》丝毫不差的结果，只能是抄袭。
法国是传播中国文化至欧洲的桥头堡。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工艺品一直是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在中国餐桌礼仪大规模进入西方之前，西方人用爪子吃饭。
西方人过去的卫生条件非常差，餐具用木制和陶器为主，容易滋生细菌，加上不爱洗澡洗衣（想想游牧狩猎蛮族日耳曼、弗兰克）是中世纪黑死病造成大量死亡的重要因素。
西方餐桌文明的起源，是从中国瓷器大规模进入欧洲的１６世纪，火遍欧洲贵族宫廷开始的。最早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筷子的文献，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写尽了明朝宴会的精致：从清洁的衣着餐具，从喝茶到正餐的优雅流程，装修精美的房间，美味的中国食物。尤其还着重写了中国筷子：
“筷子是用乌木或象牙或其他耐久材料制成，不容易弄脏”
“用它很容易的把任何种类的食物放入口中，而不必借助于手指”。
１６８４年，柏应理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送上了精美的中国象牙筷子，在法国宫廷里用象牙筷子表演了一场“吃饭秀”，瞬间轰动西欧大陆。深爱中国文化的路易十四，不但学会了用筷子吃饭，而且亲自为筷子代言。而中国瓷器餐具的成套使用，是１６８５年从法王路易十四开始的。
但是筷子难学，后来欧洲开始将刀叉勺成套使用，才有西方餐桌礼仪的完善。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深入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以致１７、１８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
而法国精英其实非常清楚这段历史。比如，维吉尔•比诺Ｖｉｒｇｉｌｅ Ｐｉｎｏｔ写的《中国对１６４０－１７４０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法国人安田朴Ｅｍｔｉｅｍｂｌｅ写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等等。
中国学者也逐渐发现了这一事实，比如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董并生的《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辩伪》、黄河清“以图证史：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讲座等等。这些人都是因为热爱西方文化而长期在欧洲学习，最后却发现了真相，大跌眼镜。
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是狂热的中国迷。他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而法国大文豪雨果故居，充斥着浓浓的山寨中国风。
中国的历史超越了圣经记载的历史，引起了基督教的恐慌。“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人过去基本是文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５００年前（１３世纪），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亨利•珀金森教授说：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历史学家彼得•伯克（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ｋｅ）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１５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也是中国的粉丝。莱布尼兹热衷于编写出版《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除了众所周知的易经与二进制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语言、哲学、科学都非常感兴趣。
当时有些欧洲人认为汉语是人类一种最早的语言，莱布尼兹也认为汉字的特征适合于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因为中国人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但是却可以通用汉语这同一种书面文字。他举例说，“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把中国人的‘大’字作为高大的意思，它在所有民族中都一样，但差异仅在于这里和那里的发音不同。中国人读ｔａ，希腊语读μέγας，罗马人读作ｍａｇｎｕｓ，德意志人读作ｇｒｏｓｓ等。”
（编辑：黄长庚，未完，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