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称犹太民族为“书本的民族”，因为他们重教化，重伦理，在千年迁徙中顽强守住自己的文化品位。在这一点上，客家人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在客家社会里，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曾在嘉应州传教２０余年的法国籍天主教神甫赖里查斯在１９０１年出版的《客法词典》自序说：
“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州，都有祠堂，那是祭祠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就有六七百个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全不虚假的事实。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
嘉应州，今称梅州，被誉为客家的正宗。那里的客家人，素以“中原文化”南下，形成“文化之乡”之美誉而自豪。据《嘉应州志》载：“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试者万余人……文风极度盛。盖其验也。”乾隆十三年，河北通州人王之正来梅做知州，在州衙门前立一“人文秀区”牌坊。乾隆年间，吴鸿撰写的《重修镇平学记》碑文说：“嘉应之为州也，人物为岭南之冠。”自唐代起，进士及等者就达７６人；“自宋以来，代产伟人”；到清代，钦点翰林１６人，钦赐翰林６人，清代举人６２１人，明清两代合计秀才３６７９人，有著述行世的达９６人。由此可见，嘉应州到了明清两代，更是众建贤才，士林中佼佼者比比皆是，如众所诸知的宋湘、黄遵宪、温仲和、丘逢甲、胡曦、罗幼山等。
客家人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族群
客家人为使族中子弟受到较高的教育，兴建了许多由乡族集资创办的书院。据江西的《长汀县志》载，汀州府城区内，就有新罗书院、森玉书院、紫阳书院、龙山书院、广陵书院、观文书院、卧龙书院、正音书院等十几家，其中有些是乡族自己创办的书院，如森玉书院、龙山书院等。每个家族对有培养前途，尤其是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族中子弟，都给予重点扶持或资助。如宁化池氏家族规定：
“御制有曰：从今不薄读书人，况宗族乎。自后凡入泮者，众公太及本房公太，各贺银参两，补廪者，各贺银贰两，出贡拔贡者，各贺银捌两；中举者，各贺银贰拾两；中进士者，各贺银参拾两；中鼎甲者，各贺银伍拾两。永为定例。”
许多家族还在县、府、省城的“总祠”，除了奉祀祖先的牌位外，还为家中应试的举人才子提取供居留场所、提供膳宿之便。如永定廖氏家在汀州府设了祖祠“绍彩堂”，为族中应试者提供方便，得到族人的称赞：
“余先后至郡，见友人之赴试者。甫下车即须赁屋，否则借住他所，暂为托足，往返奔驰，劳苦万状。独余廖氏子孙宾至如归，未尝不叹祖泽留贻之远也。”
在梅州地区，也有宗族公产办学、奖学、助学。许多宗族往往用祠堂作学堂，而且每个祠堂都有公产，公产收入的相当数量用来办学，学生读书基本免费。许多宗族把办学，奖学，鼓励仕进的措施订成族规，写入族谱中，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乡村里，若出了秀才、举人、进士（到现代则是大学生）、不管是哪家，都被视为全乡、全村的荣耀。在许多乡、村也采取各种办法，筹集钱、粮、用于资助学生和奖励学生读书。
辛勤劳作的客家人
客家地区学风的兴起，还与当时府州、县的一些官员重视教育有关。《赣州府志》就有一段评述：“赣州文教盛于宋。其地，则周子，‘二程子’（指周敦颐和程颢、程颐兄弟）辙迹之所到也。明，王文成（指王阳明）继之。我朝（指清朝）汤文正又继之。涵濡于教泽者深，故咸知自奋。”在许多旧志书记中，还记载着不少地方官员兴学育才，甚至捐出自己的薪俸修学校、置学田，奖励学业优秀的生员，资助生活贫困的生员等具体事例。
在客家地区，还有个人办学之举，且渊源久远。据载，在北宋年间，江西石城人氏温故，屡试不第，便决心在家乡兴办教育，让下一代人实现自己不了的抱负。他在石城柏中里建起藏书楼，开办柏林讲学堂，广纳本地及闽粤学生，亲自任教，一时学子盈庭，人才辈出，名声大震。在温革的带动下，兴起一股个人办学之风，私塾学馆大量涌出。客家人个人办学的优良传统流传至今，海内外有识之士，捐资办学者不胜枚举。
曾宪梓开展办学、奖学和助学的活动
客家社会的崇文尚学，在许多民间歌谣中也能得到反映。客家地区广泛流传这样的童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口一口塘。放条鲤嬷八尺长。鲤嬷头上承灯盏，鲤嬷肚里做学堂。做个学堂四四方，兜张凳子写文章。”
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童谣：
“蟾蜍罗，咯咯咯，不读书，唔老婆。山鹁鸠，咕咕咕，唔读书，大番薯。” 客家儿童从小就被灌输崇文尚学的观点。在客家的民间谚语中，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
“子弟唔读书，好比没眼珠。”“不识字，一条猪。”“耕田爱（要）养猪，养子爱（要）读书。”••••••
这些童谣、谚语，是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是整个客家社会的共识。客家人把读书先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
探求客家人重教的原因，当然不仅仅于此，还有更深层的因素：
其一，客家先民乃炎黄裔胃，中原氏族，远祖多为仕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们从东晋五胡乱华起，开始“衣冠南下”。这些南下的门户高贵的北方贵族，都存在儒家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传统观念。前述法籍天主教神父在他的《客家词典》的自序中亦云：
“况其祖先由北方迁来省，皆为门第清高的人物，都存在读书为贵的观念。因此他们都极力想方设法设立学堂。”
而且，客家先民作为官宦世家，在当时来说，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生活优裕，地位稳固，便有能力有条件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投入更多力量。黄河流域、中原华夏文化传统因而被移植于岭南地区，并得到普及发展。
《江西通志•舆地略•风俗》中有载：“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可见，客家地区重文教，讲究读书，享“文化之乡”美誉，与南来的中原士族带来华夏文化传统是不可分割的，是一脉相承的。
客家人的祠堂学校
其二，为环境所迫，必须识字读书，以求向外发展。客家人经过颠沛流离的游民生活，在栖息地又要与当地原居民进行强烈竞争，身处逆境，更知知识、学阶、官阶的重要性，知教育对维系其家族，对仕途进取的重要性，为求发展，必须读书。正如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所载，南宋绍兴年间，“闽人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持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在嘉应州传教多年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托尔德尔在其著的《客家易通》的序文中也说：“吾人观于各地大中学校之学生成绩，客家学生常列优等，进而获选公费留学欧美日本者，更占较大之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别发达，实由于环境压迫使然。”
其三，客家宗族重视提高族人文化素质，兴办族学。客家各姓宗族对“入仕”的重视和扶助，往往使该宗族同官僚士绅阶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凡登科入仕的族人，不仅自己春风得意，前途无量，而且还给家族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势。在旧时，政治权势往往伴随着经济利益，进而，整个家族得到光耀门楣的显赫社会地位。
宗族通过兴办族学，一方面对本宗族大部分子弟进行启蒙基础教育，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一部分支撑宗族社会地位的士绅学子，维护了宗族的发展。
其四，社会和家族重视教育。客家人认为，读书是谋生的必要途径，视不读书的人是没出息的人，不识字者是“睁眼瞎”。只有读书才能知礼识义，才会有出息。所以，一般的学龄儿童，都要进私塾或族塾粗识文字；而做父母的，为了维护祖先的声誉，或能在族中、乡间居于较优越的地位，对子女的及时上学堂、受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家中有断米之虞，犹省吃俭用，宁愿肩挑买卖挣点钱，自己捱饿受冻，也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子弟上学读书。正如《光绪嘉应州志》所写：“士多读书，多舌耕，虽穷因至者，也不肯辍业。”
客家人鼓励后代学习传统文化
社会上也颇尊重读书人。尊师是客家人的一大美德，尤其在乡间，对教师尊敬倍至。那些不识字或少文化的农民，更把孩子的前程，寄希望于教师。因此，对教师，思想上十分尊敬、崇拜、生活上关心周到。有人说待老师犹如对灶君，“逢年过节必送礼，家有宴席必有请，杀鸡宰猪忘不了，新鲜菜蔬先敬尝”。
客家地区“重文教”的传统，使交流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似是天然人库，从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袁崇焕，到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他们通过读书求得真知，名扬史册。千年的尊师重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种传统的承继，构成了客家人有历史使命。随着客家人在中国各个领域中的崭露头角，可以预言２１世纪。他们在履行自己的“使命”——中华民族的振兴上，也将会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及更为辉煌的建树。
（来源：客家精英手机报 编辑：耕歌）
